福建莆田一位種糧大戶駕駛大型拖拉機在田間翻土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余剛 發自南昌

　　在剛剛過去的春耕季節，江西安義縣的農村隨處可見一派忙碌的景象。今年47歲的村民劉高美正開著耕田機在犁田，不過他耕的并不是自家的承包田，而是安義綠能農業公司從周邊農民那里流轉過來的耕地。

　　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讓很多農民進城成了農民工，但近幾年，隨著中央鼓勵農民把承包的土地流轉出去，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的集約化發展，一批在城市不如意的農民工又回到了農村，被種田大戶或者農業企業雇用，成為農業產業工人。

　　種田大戶流轉耕地

　　安義縣的農村人口大多在外做鋁合金生意，實際在家種田的人只有20%。以前大量耕地拋荒，中央鼓勵農村土地流轉后，大量拋荒的耕地流轉到種田大戶手里。綠能農業公司就是種田大戶凌繼河成立的農業公司。

　　凌繼河個頭略矮，以前也和其他村民一樣，在南昌做鋁合金生意，家里只有7畝3分地。他從2009年開始大面積流轉土地，今年累計流轉耕種土地18000多畝，固定資產投入了2700多萬。“以往過年過節我都要回家，看到家里的田荒得太多，我哥哥、弟弟每年都要出去，家里的田求著別人種，別人也不愿意種，大家擔心田沒人種成為荒地，2004年我就開始留意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凌繼河說。

　　他成立了自己的農業公司，公司就建在田間的大馬路邊，緊挨著公司還有一個大廠區，安裝著高約15米，日處理能力240多噸的風干機，廠房規模蔚為壯觀。就在旁邊，凌繼河還剛剛建好了一個等待投產的年產10萬噸的大米加工廠。

　　土地太多，凌繼河一個人種不過來，就雇用周邊的農民幫他種田，并把他們分成15個生產隊，采用“企業+大隊+小組”的組織模式。小組就是家庭農場，一對夫妻管理300畝。一個大隊有4對夫妻合計管理1000畝。目前公司有146名一線員工(即農業產業工人)，公司行政人員11人。

　　生產資料全由公司按照田畝分配，而員工則每個月拿工資，加上年終獎金，平均一對夫妻年收入可在10萬以上。“要拿到獎金，就需要做到完成相應考核標準，即兩季稻的話”早稻750斤，晚稻850斤“。如果是種再生稻的話”一季稻1100斤，再生稻300斤“，剩下的時間還可以種油菜”。凌繼河告訴記者，這真正實現了地盡其利，而員工們因為有保底工資，并不承擔經營風險，“種田的風險都是公司承擔，農民只要做好田間管理，一對夫妻一年賺個10多萬沒有問題。”凌繼河說。

　　開著小轎車去種田

　　由農民變身農業工人的劉高美之前一直在江蘇、北京等地幫人做鋁合金生意，沒賺到什么錢。2010年下半年他回到老家準備務農，但是家里只有7畝多田，加上哥哥弟弟流轉給他的農田，合計也不過20多畝，種這些田雖然生活有保障，但也很難致富。

　　此時正值凌繼河招募農民來種田，他邀請劉高美來公司種田，承諾每年5萬元的保底工資。“我想哪里會有這樣的事情，不太可能，他(凌繼河)說不管怎樣，你試一年就知道，第一年我就賺了13.6萬塊錢。”劉高美告訴記者，這是他40多年來掙得**多的一筆錢，拿到錢后他就買了一輛轎車。“開著小轎車去種田”。

　　之所以有錢給農民發這么高的工資，凌繼河認為主要是土地流轉后，連片的耕地適合機械化耕作，降低了人工成本，而且技術也有保障，農業生產的效率提高了不少。

　　凌繼河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人工插秧一人一天只能插八分到一畝田，每人每天工資100元到120元，一畝田僅插秧的成本就要100多塊錢，而一臺插秧機一天能插三四十畝，每畝攤下來成本才10多元。”

　　凌繼河告訴記者，去年，綠能農業公司盈利200多萬，今年新建的糧食加工廠也將投產，并計劃將流轉規模擴大到5萬畝。

　　“現在，我哥哥、侄子、侄女婿都跟著我種田，我跟我兒子說，在外面混得不行也回家種田吧。”劉高美說。

　　農民來做合作社的股東？

　　像劉高美這樣的農業產業工人正是中國農業推行適度規模的集約化發展所催生的。近年來隨著土地流轉制度的放開，廣大的中國農村地區涌現出一批種植大戶。成百上千畝土地集中經營，僅靠自家勞動力顯然遠遠不夠。農業專業戶雇用通過勞動獲取工資收入的農業工人來干農活的模式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現在人們普遍都意識到，一家一戶式的家庭經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現代化農業的發展。但并不是搞規模種田經營的農業公司都能像凌繼河一樣順利。目前還有一些地區在搞現代農業示范區建設、土地開發整理項目的過程中出現了不少問題。

　　江西省農業廳經管處處長羅青平給記者舉例說，在南昌市昌東的農村，一個大戶承包了3000多畝土地，也爭取了幾千萬的土地整理項目資金。但是投資幾千萬下去，這3000多畝土地還是碎片化，田塊還是一小塊一小塊。問出租土地的農民為什么不同意整成片，他們說，“田是租給你了，但是你不能改變我的現狀，不然以后我怎么收回土地？”這樣造成的結果是，規模有了，但是沒有辦法實現規模化、機械化的效果。“幾千萬的投資搞了幾個機耕道，幾條水渠，1000萬見了100萬的效果。”羅青平說。

　　談到該如何解決？羅青平建議說，可以考慮股份合作社，由合作社統一整理，農民作為合作社的股東。“農民如果有一天想回來種田，可參加作為合作社的勞動力，這種辦法在蘇南浙江的一些地方正方興未艾。”羅青平說。

　　而政府更應該集中財力建好社會服務化體系，同時通過補貼和調控，維持種田的合理利潤。比如，德國農民的利潤靠的不是種田收入，而是70%的是政府補貼。“推進農業現代化，需要土地的規模化、農民的組織化、服務的社會化，這三化是現代農業的三根支柱。發展現代農業，總而言之，收入是基底，服務是保障。”羅青平總結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