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傳統農區的土地規模流轉過程中，一些新問題和風險逐漸顯現出來，亟待破解。在土地流轉加快、農資價格節節攀升、種糧成本居高不下等情況下，種糧大戶普遍感到資金吃緊。不少大戶不得不四處借債，甚至靠借高利貸種地。同時，與土地流轉相配套的農機服務、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產品營銷等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嚴重滯后。

　　萬畝“糧王”破產記

　　從2009年起，重慶永川區農民梁自然租種了1萬多畝糧田搞規模經營。為提高種糧效益，梁自然設計了完整的集約化生產方案：組建勞務合作社，解決無人種地問題;建立農機服務隊，提高種糧效率;統一供種、施肥、植保，保證糧食品質……但這個看似完善的集約化設計卻在現實面前碰壁，生產成本超過種糧利潤，“糧王”累計虧損200多萬元，**終破產。

　　規模種地集約經營，“糧王”開辟種田新模式

　　梁自然是朱沱鎮石對窩村村民，早年外出務工，回鄉后搞起了稻米加工廠，年銷售收入達2000多萬元。他告訴半月談記者：“搞大米加工，**煩心的就是要從一家一戶收購稻米，糧源沒有保障，稻米品種不一，優劣混雜，農藥殘留多，很難賣上好價錢。因此萌生了自己租地種糧的想法。”

　　2009年初，梁自然租用永川區朱沱鎮8個村47個村民小組、2632戶農民的10663畝稻田，種植水稻，變身重慶**大的“糧王”。

　　為種好1萬多畝地，按照集約化設計，梁自然以村社為單位，組建了15個勞務合作社，梁自然負責統一提供農藥、化肥、良種等生產資料，合作社完成勞務承包，負責育秧、抽水灌溉、施藥、收割、晾曬等生產環節的勞務需求，由梁自然付給勞務費。

　　為提高種地效率，梁自然還組織了30多人的農機服務隊，負責統一種植良種、統一病蟲害防治、統一施肥、統一機耕機收等。與勞務合作社提供的季節工、時段工不同，農機服務隊是長年的專業隊伍，每人每月工資有1500多元。

　　梁自然自己不會種地，他專門聘請了8名農業專家做技術指導，月工資1700元。租地后，梁自然還專門注冊了“道森”優質大米品牌。按照梁自然集約化生產設計，萬畝糧田每年能提供5500噸左右的穩定糧源，而且通過統一良種、統一生產標準，建立品牌，還可大幅提高稻米附加值。梁自然說：“普通大米市價約1.2元/斤，而我生產的優質水稻，價格能達到1.7元/斤。如果通過集約化生產能達到無公害、綠色大米標準，價格還能翻番。”

　　梁自然測算：土地流轉后，平均1畝地投入成本約為960元。通過集約化經營，能在糧食生產環節實現收支平衡，在大米加工環節則能盈利。種植1萬多畝水田，一年純收入可達到200萬元左右。

　　集約化、規模化處處碰壁，年年種地年年虧

　　在規模種田的過程中，梁自然看似完善的萬畝糧田集約化生產方案，一方面沒能降低種糧成本，反而由于雇傭勞力成本猛漲，不斷擠壓種糧利潤;另一方面沒能解決田塊細碎，單位面積投入高的問題，反而是租地面積越大，虧損越多。

　　2009年租地之初，梁自然和勞務合作社簽訂的勞務承包價格為810元/畝，但由于農村勞動力嚴重短缺、供不應求，梁自然實際付給合作社的勞務報酬已經超過900元/畝。

　　“租地種糧遇到**棘手的問題就是農村勞動力很短缺。勞務合作社雇傭的大多是散工，如果價錢低了，他們寧愿外出打工，實際勞務價往往超過合同約定價，我們也沒辦法約束。”梁自然無奈地說。受勞務價格明顯上漲影響，梁自然種地第一年就虧了50多萬元。

　　在西部丘陵農區，糧田高度細碎、農田水利基礎設施落后，梁自然組織的農機服務隊功能大打折扣，沒能發揮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作用。

　　“我流轉的1萬多畝地細碎分成了8500多塊稻田，雖然有農機服務隊，還有200多萬元的農機設備，但也只能解決40%左右連片水田的機械化耕作問題。”梁自然說，剩下的田塊農機服務隊派不上用場，需要大量人力排工、排活，平均每畝成本增加2倍以上。各環節成本攤下來，比散戶種糧還高。

　　同時，梁自然流轉土地配套的水利設施大多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修建的，現已完全廢棄。單是為了平整田塊、整修水渠和田間道路，梁自然又投了200多萬元，但這也只能解決不到30%田塊的灌溉、機耕的需要。

　　表面上的集約化經營并沒能解決生產現實難題。2009年至2010年，梁自然平均每畝地成本投入近1400元，種糧持續虧損。2011年梁自然不得不把流轉面積縮減到2900畝，但當年又先后遭遇凍災、旱情，糧食減產超過30%，搞得農民土地租金沒法兌付，還拖欠了20多萬元工人工資和農藥物資款。**后，梁自然種地累計虧損已有200多萬元，不得不退出全部流轉地，種糧以破產告終。

　　農業盲目投入需警惕，政策支撐體系待健全

　　半月談記者跟隨梁自然再次回到他曾經轉包的農田，看到有的田塊已經種上了樹木，有的則被改造挖成了魚塘，還有不少土地荒蕪，只是偶爾能見到一兩個老農民在犁土翻田。看到這樣的場景，梁自然連連嘆息。

　　為啥有了完整的集約化設計，種糧還是不賺錢，甚至虧本?梁自然經過反思認為，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種地過分求大，盲目投資，沒有真正做到適度規模經營。梁自然坦陳，當初是憑著一腔熱情種地，沒有充分考慮農業生產實際，也沒搞風險評估。轉包1萬畝地平均每年投入都在1000萬元以上，這已經超出了梁自然的經濟承受能力。只要有一年經營虧損，就容易使資金鏈斷裂，梁自然本人和農民的利益都會受損。

　　二是政府農業補貼、農業金融、保險等政策性支撐體系建設滯后，使大戶種地抗風險能力脆弱。

　　規模種地，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規模種地以來，梁自然幾乎天天為錢發愁。“政府農業補貼標準低，還經常拖欠。直到破產時，政府還欠我30多萬元補貼款。”梁自然說，他三天兩頭跑銀行貸款，但是很困難。農業項目投入形不成固定資產，不能抵押融資。自己只能到處籌錢，甚至借高利貸。

　　“種糧以來，我幾乎每年都會遇到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但災情損失只能自己扛。”梁自然也經常跑永川各家保險公司咨詢辦理農業保險，但得到的答復都是“農業風險太大，公司不辦相關險種”。

　　梁自然認為，投資風險評估、社會化服務配套、政策性補貼、農業金融、保險等環環相扣，如果這些環節都能發揮作用，自己集約化經營可能不至于一敗涂地。面對失敗，梁自然仍不甘心，他還盤算著出去考察，準備再次包地種糧。

　　農業項目“壘大戶”風險重重

　　在部分傳統農區，半月談記者走村入戶，深入田間地頭，傾聽種地大戶的酸甜苦辣。不少農戶反映，在土地規模流轉的過程中，一些新問題和風險逐漸顯現出來，亟待進行破解。

　　土地流轉求大、求快，農業項目“壘”起了大戶

　　為了發展農業生產，中央鼓勵通過土地流轉實現適度規模經營，但是在實踐中，“多大規模是適度”標準較為模糊。半月談記者在各地調研發現，近年來一些地方提出大力推進土地流轉，出現了一股求大、求快的動向，一些種養大戶、家庭農場“虛胖”現象嚴重。

　　在中部某糧食主產縣，截至2013年，該縣流轉土地1000畝以上的農業大戶有80多戶、4000畝以上的有11戶、1萬畝以上的有3戶，**大戶土地流轉面積近4萬畝。

　　采訪中，基層干部坦言，大規模土地流轉被領導看成衡量農業發展政績的指標。雖然農業部門并不贊成土地大規模流轉，但上級官員很推崇，因為“大項目”才是看得見的政績。

　　無獨有偶，中部某農業大市也出現了類似土地流轉規模過大的問題。據農業部門對土地流轉項目分析來看，這個市一次性連片流轉千畝以上的就有400多宗，面積近80萬畝，占已流轉面積近一半。不少土地流轉項目在發展過程中也確實出現了“圈田占地有后患、規模過大有風險”等問題。

　　當地農業局干部告訴記者，土地流轉面積過大投入就大，面臨的市場風險也大，不符合適度規模經營的要求。一旦遭遇市場風險，容易引發生產波動，影響社會穩定。

　　除了通過行政命令、下指標的方式“壘”起大戶之外，有的社會資本進入農業時，對經營項目不熟悉，盲目認為流轉規模越大、經營效益越高，資金、技術、人力跟不上，也很容易產生風險。重慶永川區種糧大戶梁自然種糧破產后，不少流轉的土地也被迫撂荒，形成巨大浪費。

　　在重慶市農學會會長張洪松看來，土地規模經營風險較大，應該堅持的原則是，第一，土地是否流轉、價格如何確定、形式如何選擇，應由承包農戶自主決定，不能用簡單化的行政干預手段來推進流轉;第二，嚴格設立社會資本入農門檻，對其經營能力、項目前景、預期風險進行有效評估，降低土地流轉的風險。

　　“如果有專業服務，何必下血本買這么多農機”

　　半月談記者采訪發現，隨著農地加速流轉，各地種地大戶不斷涌現，但與土地流轉相配套的農技推廣、農機服務、病蟲害防治、市場信息、產品營銷等農業社會化服務發展滯后。社會化服務供給不足，使不少農業大戶不得不“自操自辦”，甚至患上“大包大攬癥”。

　　“種地一年利潤也就五六十萬元，如果專業組織能提供低成本服務，何必下血本買這么多農機設備?”談到自己花70多萬元買了30多臺農機種地的事，重慶彭水縣聯合鄉種糧大戶何世素話語中透著無奈。

　　何世素農機作業“自操自辦”，原因在于彭水縣農機服務組織發展趕不上大戶增長的速度。彭水縣農委主任羅遠江介紹，彭水縣耕地面積超過70萬畝，2012年種糧大戶增長到118戶，而目前縣里只有1家農機專業合作社，農機具只有15臺。“10家大戶才能平分一臺農機，能搞出啥服務?”

　　在河南農區，農業大戶也面臨類似難題。河南省信陽市息縣彭店鄉農民柳學友，流轉了3000多畝地種高粱，他說：“高粱種植對播種技術、農藥施用有很高要求，但縣里植保合作社人才短缺，雇工大多是55歲以上的閑散勞力，很多人不會使用農機具，藥物配比、機械噴灑，掌握得也不精準，農藥殘留經常超標。”為解決高粱植保難題，柳學友不得不自己組織起20多人的植保勞務隊，育苗、播種、田間管理、收割、歸倉，環環不落，都得親力親為。

　　同時，隨著農業市場化不斷發展，種糧大戶對專業服務需求也從單純的生產環節服務向資金、信息、加工、運輸等綜合性服務擴展。相比于農機、植保等產中社會化服務，產前、產后服務體系建設更顯薄弱。

　　河南省武陟縣喬廟鄉農民王福軍流轉了1700畝地，年產糧超過150萬公斤。王福軍說：“大戶種糧**關心的是糧食收儲、供求、糧價走勢預測等專業市場信息。但現在這塊服務基本上還是空白。”

　　“種糧患上‘貧血癥’，不靠高利貸不行”

　　在土地流轉加快、農資價格節節攀升、種糧成本居高不下等情況下，種糧大戶資金需求量增加，普遍感到資金吃緊。為了種糧，不少大戶不得不四處借債，甚至靠借高利貸種地。

　　“以前包三四十畝地，資金投入不多，還可以自己解決。但現在我土地轉包面積已超過1200畝，每年投入接近150萬元，種糧已經患上了‘貧血癥’，不靠高利貸不行!”安徽省界首市蘆村鎮蘆村農民王明杰說，“到信用社貸款很難，農民沒有抵押物，沒人給你貸款。”去年王明杰為了種糧，找遍10多家親戚，東拼西湊才湊齊40多萬元，**大的一戶借了10萬元，其余兩三萬元不等，每家每戶都要挨個打欠條、簽字蓋章。顯然，一旦遭遇天災人禍資金鏈斷裂，很可能導致破產。

　　半月談記者在各地采訪發現，農業大戶所患的資金“貧血癥”較嚴重。僅以重慶為例，據重慶市農委專題調研課題組調查，全市1.7萬個農業合作社融資需求近65億元，目前獲得貸款只有1.4億元，需求滿足率僅為2.15%。涉農貸款除了要支付銀行貸款利息之外，一般還要額外支付擔保費、抵押資產評估費、手續費等，涉農貸款實際成本高于城鎮非農貸款。

　　同時，由于農業生產自身的高風險性，決定了農業信貸項目風險高，不可預見性大，這與商業銀行資產運行的安全性、流動性、盈利性需求產生矛盾。陜西省涇陽縣中張鎮西王村種糧大戶張高民苦笑著說：“我去銀行貸款，銀行的人說，種個地貸什么款!”

　　針對高利貸種地的難題，不少種糧大戶建議，應對農民生產貸款實施基準利率，差額部分由財政貼息，從而刺激農民從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同時，從惠農、保障糧食安全的角度出發，農民種糧應當享受基準利率甚至更低利率，國家可給予銀行貼息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