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從5月初持續到7月中下旬的夏季禁燒都被列為宿州市政府上半年的重點工作，近兩年愈發嚴格。

　　2015年6月12日，合(合肥)徐(徐州)高速路段前后多輛車相撞，事故造成1人死亡，12人受傷。而事故的罪魁禍首，是焚燒秸稈產生的煙霧阻擋了司機視線。

　　因禁燒不力，安徽宿州8個鄉鎮14名黨政一把手被免。

　　單靠堵和罰，并不能杜絕焚燒。如果有一天，農民們每年都能從秸稈中獲得可觀的利潤，那么自然不會燒它了。

　　138天，是徐風(化名)當一把手的天數。因為禁燒不力，他被免職。未免之前，徐是安徽省宿州市大店鎮的鎮委書記。和他一樣處于這場禁燒問責風暴中心的，還有該市其他8個鄉鎮的14位黨政一把手。

　　讓他們丟了烏紗帽的，是他們頭頂的監測衛星。據衛星探測顯示，這8個鄉鎮秸稈焚燒火點共計19個，除1個火點的鄉鎮黨、政一把手被停職外，其他鄉鎮黨政一把手均被免職。

　　在外讀大學的邊媛對家鄉宿州6、7月的這種天氣變化印象深刻：“到了傍晚，天都是橙黃色的，空氣里彌漫著燒焦的味道，就像姥姥家的大廚房。”

　　不只是邊媛家鄉所在的這座皖北小城，所有黃淮地區冬小麥的主產區，涉及江蘇、安徽、河南、河北、山東的部分地區，每到6月夏收時節，城市、鄉村，彌漫的都是同一種味道，它源自麥秸焚燒。自從燃氣取代秸稈為鄉村提供生活能源之后，集中焚燒就成了秸稈的歸宿。

　　因嗆人的煙味影響了出行，秸稈焚燒終究引發了城市居民的抵制，禁燒刻不容緩，然而，根治它卻成為各地政府的難題。

　　以宿州市為例，每年從5月初持續到7月中下旬的夏季禁燒都被列為市政府上半年的重點工作，近兩年愈發嚴格，從2014年開始，當地禁燒工作開始實行工作保證金制度，到了今年，除鄉鎮要向區政府繳納10萬元保證金外，23個鄉鎮的黨政主要負責人、分管負責人、派出所所長每人分別繳納2萬元、1萬元、5000元保證金，鄉鎮出現第一個火點，扣除全額保證金，以后再出現的火點按每個火點2萬元追加禁燒工作保證金。然而禁燒難題非一日之寒，盡管將禁燒成績與鄉鎮財政甚至干部個人腰包直接掛鉤，但秸稈焚燒依然得不到根治。

　　“年年禁燒，年年燒盡”

　　徐風所在的大店鎮，是宿州市**大的鎮，8萬人口，23萬畝麥地，禁燒多年，盡管政府宣傳禁燒，增加農機投資，進行督查暗訪，包保到戶，甚至實行嚴格的工作保證金制度和問責制，招數用盡，依然每年都沒能逃過秸稈焚燒這一劫，被調侃為：“年年禁燒，年年燒盡。”

　　今年47歲的徐風認為這句話雖是嘲諷，卻也道出了農村干部的一把辛酸淚：“往往是干部在搞，群眾在看。農村工作只要群眾不參與的，就沒有能成的。”在他去大店鎮主持工作之前，原是宿州市政法委副書記，從坐辦公室到下鄉主持農村工作，在許多人眼里，其實是接了一門苦差事。

　　根據安徽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制定的關于秸稈禁燒的方案，省內禁燒工作實行屬地管理的原則。根據實際情況，大店鎮所在的埇橋區的夏季禁燒工作，從5月4日開始至7月20日結束，其中6月中上旬搶收搶種，是禁燒的關鍵時期。

　　鄉鎮街道、農村橋洞隨處可見禁燒的宣傳標語，如“秸稈焚燒，拘留罰款”，有些甚至粉刷到了房屋的后墻上，人們在一條條標語之間穿行，熟視無睹。

　　黃淮地區夏種黃豆和玉米，禁燒難禁就在于種黃豆的這部分土地，當地農民的種植觀念是，種黃豆一定要土層薄才好出芽。一旦秸稈還田漚在地里，不僅不易翻種，而且容易生蟲，加上現在農村勞動力缺失，不如一把火燒了省事。

　　即便對于配合禁燒的農民來說，秸稈還田還有一層風險，就是在今年收割不限茬的情況下，實行“2+1模式”，即2臺收割機配1臺滅茬機，一臺收割機一天能割120畝地，雖然麥子得以搶收，但由于還要再過一遍滅茬機，極有可能耽誤播種農時。

　　在種植習慣和農業機械落后的雙重影響下，燒麥秸似乎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而禁燒也變成了貓捉耗子的游戲。

　　從2014年夏收開始，宿州市以“政治任務”的高度開始選派市直單位的公職人員下鄉進行禁燒督導，他們在6月份被派遣到各鄉鎮，組成督查小組配合各鄉鎮實行24小時的巡查。兩年來，禁燒并未取得成功。

　　在皖北的農村，放眼望去，打碎的麥秸散落田間狼藉一片，遠處偶爾升起一絲白煙便會讓地方干部膽戰心驚。

　　王德一(化名)是2015年被派到宿州欄桿鎮路疃的一名禁燒人員，在他看來，他們下鄉搞禁燒的意義并不大：“幾千畝的地，靠十幾個人哪能看得過來。天干物燥，只要有一點火星，風一刮就全燒起來了，根本沒得救。”

　　禁燒期間，原單位負責他們的吃住。此外每人每天領取至少100元的補貼，這部分補貼由原單位派發，視各單位財力情況有所差別。“去年根本沒人愿意下鄉，今年還有人眼紅這半個月的差事呢。”

　　拘留，罰款，也禁不住燒

　　除了督導，各鄉鎮嚴防死守的招數還有動用警力，拘留罰款，簽責任狀等。可是防不勝防，只要出現一個火點就會功虧一簣。

　　“拘留又能怎么樣，真正放火的沒有壯年勞動力，都是讓老弱婦孺或者傻子放火，抓到派出所，還要體檢，有些年紀大的你還不敢拘留他呢。”在徐風看來，這類舉措都是無用之功。

　　另一位蔡姓的公派下鄉督導人員向南方周末介紹：“放火的人很聰明，他把火柴綁在一根香的**下面，點燃香，扔到地里，他有一炷香的時間早就跑遠了，根本抓不到。抓不到現行，就只能看是誰家的地頭先著火。”

　　皖北的種植習慣是“農時不到不種”，秸稈只要堆在地里一天，就存在燒起來的風險，在村民對拘留罰款處罰的反感下，只要有一處燒起來就全部都跟風點火。這時候，村干部往往就背了黑鍋。

　　此外，宿州市支河鄉2015年就出現了宗族勢力對立，惡意點火報復的情況。有村民向南方周末反映，三年一次的村委會換屆，選不上的那一方心有不甘，利用禁燒政策對現任村干部進行打擊報復。

　　“這種利用政策惡意報復的畢竟只是個別情況。持觀望態度，等待時機，跟風點火，看熱鬧不嫌事大的不在少數。”徐風說。

　　為了減少秸稈焚燒點，當地蒿溝鄉甚至主動幫助農民收割小麥，將秸稈還田，但還是遇到意外。2015年6月12日，該鄉12萬畝地秸稈被人一把火燒了。

禁燒，在當地是貓鼠游戲

　　秸稈還田，費時費力費錢

　　禁燒期間，在人工監督并不奏效的情況下，宿州市氣象局和宿州市綜合禁燒辦公室借助環保部環境衛星和中國氣象局國家衛星氣象中心氣象衛星公布的秸稈焚燒火點監測日報的數據，來確定轄區內火點數。

　　截至2015年8月11日，環保部公布的秸稈焚燒火點數顯示，火點均出現在7月26日之前，其中7月全國共出現159個火點，分布較為分散。而在焚燒重災月——6月，環境衛星監測全國秸稈焚燒火點673個，而氣象衛星監測秸稈焚燒火點為161處。其中，安徽32處火點，以淮北、阜陽、宿州三市火點數居多。

　　公開資料顯示，環境探測及氣象衛星均有較精確的過境時間。只要沒被衛星探測到的火點就不計入火點當中。這其中的漏洞，在鄉鎮領導間都是不言而喻的，只要避開過境時間，火點就不會被監測到。

　　“有時候火燒得太大，云層一厚，衛星過境也監測不到明火。”徐風說。在村民虎視眈眈等第一把火的時候，個別鄉鎮頂不住壓力，甚至會暗地通知村民在某一天夜晚統一燒。

　　無論是人工監督或衛星監測，都不是防患于未然的方法，發現火點后的處罰絲毫不能補救燒過的千頃麥田，還是要從問題根源進行“疏導”。

　　“不燒，豆子種不下去”是南方周末在采訪過程中多次從農民口中聽到的話。

　　為了向村民證明秸稈還田也能種黃豆，徐風所在的大店鎮出資幫一部分村民免費種植。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來年村民就不再焚燒秸稈。因為除了長久以來的種植習慣造成的心理抗拒外，無利可圖是多數農民焚燒秸稈的直接原因。

　　以宿州市為例，2015年全市財政共拿出8000萬元用做農機補貼，以加快農業機械的更新換代，希望能做到秸稈還田。以一臺8000元的滅茬機為例，市級財政每臺補貼1000元，縣級財政每臺補貼2500元，再加上國家補貼600元，**后個人只需付3900元。

　　然而由于農村散戶太多，在農閑時間，多數農民都外出打工，大型農機具的投資性價比并不高，農戶一般不會購買。農機補貼并沒有對禁燒帶來什么實際的作用。

　　以鄰近的淮北市濉溪縣南坪鎮為例，鎮里給每畝地禁燒補貼35元，然而實際補貼到各村民手里的只有每畝地20元的滅茬費，中間部分被各村當做禁燒勞務費扣除了。

　　雖然政府財政補貼秸稈還田，不會增加收割成本，但在村民看來，這一步驟卻會將種植過程變得更加費時費力，所以多有抵觸情緒。即便如此，政府也只能強力推行秸稈還田，2015年要求還田率達到80%。

　　秸稈禁燒，如何破局

　　除了秸稈還田，秸稈發電也是秸稈利用的另一個出路。

　　“秸稈電廠本身不是為了禁燒而建，早在禁燒之前，是作為新能源項目被投資建設，目前只是在為禁燒分擔一些壓力。”安徽省能源局新能源處一負責人介紹。

　　目前安徽省內已建設的秸稈電廠共計20座，多分布在皖北沿淮糧食主產區。2015年全省農作物秸稈總數在4500萬噸，而省內秸稈電廠年計劃消耗162萬噸農作物秸稈，消耗比例不到百分之四。

　　坐落在宿州市的華電生物質能發電有限公司(下文簡稱“華電”)是該市秸稈發電的主力，采購部梁經理近兩個月一直在為夏季秸稈收購忙碌著。

　　2015年華電收到了來自區政府740萬的財政補貼，按上報的秸稈消耗量并通過爭取拿到了80%的預撥款，然而即便有國家補貼和省里財政的支持，虧損的陰霾仍舊籠罩著秸稈電廠。

　　梁經理給南方周末算了一筆賬，50公里內，一噸秸稈的運輸成本在70元至100元，一噸秸稈收購價在220至420元。4畝地產出一噸秸稈，2公斤發一度電，按上網電價一度0.75元賣給國家電網，一噸秸稈收益也就在375元。所以單純的秸稈發電其實并不是一筆劃算的買賣。

　　即便不賺錢，發電廠也要接收秸稈。據了解，華電的夏季秸稈收購量仍在增加，從2013年午季的5萬噸遞增到2015年的8萬噸，這意味著電廠付出更多的財力來填補秸稈發電造成的虧損。

　　安徽省財政廳2015年拿出5977萬元對省內16座符合要求的生物質電廠進行秸稈發電財政獎補，而這部分補貼實在只能緩解電廠很小的壓力，更多是一種鼓勵。

　　地級市電廠發電的裝機規模決定了有限的秸稈消耗量，電廠虧損，收購秸稈心有余而力不足。對于農村留守的老弱婦孺來說，將秸稈運輸到收購站費時費力，還沒有可觀的利潤，用**便捷省力的方法焚燒處理秸稈才是上乘之選。

　　“禁燒的根源在于解決豆子怎么種和秸稈怎么用。”主持了一場夏季禁燒工作后的徐風儼然成了秸稈禁燒的行家，從各類數據到禁燒難點，他分析起來頭頭是道。

　　在他138天的任期內，為解決秸稈出路，曾利用大店鎮現有的200畝工業園進行招商，投資了一家有專利有技術的板材廠，建成后有望消耗大量的秸稈。然而隨著他的下馬，新一任領導班子又會有新的舉措，板材廠的落成也變得遙遙無期。

　　鄉鎮領導的頻繁更換嚴重打消了干部的積極性，往往是屁股剛剛坐熱就被調離，這種人走茶涼的局面并不利于地方工作的持續開展。在徐眼里，對一個地方的深入調研，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都是基層干部要考慮的問題。禁燒不單單只是禁燒。

　　8月，夏季秸稈綜合禁燒工作已經全部結束，再過幾個月，秋季禁燒戰斗又要打響了。秸稈焚燒禁而不止，其實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一種畸形表現，勞動力轉移，種植觀念落后，農機具更新換代慢，無法實現大規模機械化種植。單靠堵和罰，并不能杜絕焚燒現象的發生。

　　“從長遠來看，加大土地流轉力度，擴大機械化作業面積，是解決秸稈焚燒問題的根本。”不過徐風表示這種土地流轉也有難度，現在的散戶平均一家有20到30畝地，一畝地一千多塊錢的流轉費對他們沒有吸引力。不過，“如果有一天，農民都能從秸稈中獲得可觀的利潤，那他也就不會再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