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9日凌晨6時20分，20世紀80年代中國農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中國農村改革之父杜潤生先生走完102年的人生歷程。1981年，時任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潤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正式確立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結束了對“包產到戶”長達30年的爭論。杜潤生善于培養后進，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等，都曾師從杜潤生。

　　杜老作為我國農業改革領域的功勛人物，對我國的農業機械化發展持何觀點呢？微信公眾號“農機觀察”據此查詢史料，查到一篇杜老于1988年發表在《人民日報》和《農墾經濟研究》上的文章(詳見下文)，題為“農業機械化是歷史的必然”。

　　謹以此文的分享向為我國農業現代化作出卓越貢獻的杜潤生先生致敬！

　　農業機械化是歷史的必然

　　(杜潤生1988年發表于人民日報)

　　38年來我國的農業機械化經歷了曲折但又迅速的發展進程。1949年建國初期,農村只有很少一點拖拉機,而到1987年我國農機總動力增加到249億千瓦。我國農業正朝著農業機械化、現代化的方向前進。

　　在我國這樣一個農業勞動力資源豐富而耕地資源相對不足的發展中國家,是否有必要發展農業機械化,國內外不少人士是有懷疑的。我國30多年的實踐證明,實行有選擇、有步驟、講求經濟效益的農業機械化發展戰略,真正按客觀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辦事,我國的農業機械化就會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并給農民帶來實惠。

　　為了改變貧窮落后的農村面貌,必須從根本上治窮---提高農業，特別是種植業的勞動生產率;而要大幅度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使勞動手段有質的變化,改變以手工工具為主的農業生產現狀，逐步發展農業機械化，實行勞動替代。我國在實現工業化進程中，如果始終維持農民占80%左右的人口結構，那就不免出現先進工業城市、落后農村的“二元結構”,國家不可能富強,也走不上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因此,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第一、二、三產業勞動力結構變化的總趨勢,要求農業機械化必須有相應的發展,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又與鄉鎮企業發展、勞動力從土地轉移的速度相適應,并互為條件,互相依存、互相促進。

　　我國自然條件地域性差異很大,經濟發展很不平衡,有一部分適于機械化又較早要求較迫切使用農業機械的地區,主要是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和北部人少地多的農產品集中產區,以及大中城市郊區和國營農場,這些地方的農業機械化程度有可能和必要提高得更快些。因為在這里使用機械作業比人工作業能獲得更高的比較效益,減少非適時性作業的損失,保證不違農時。同時還有一些作業項目，如運輸、農副產品初加工以及養雞、養魚等作業,采用機械比人工有明顯的經濟效益,這類作業機械已經而且還會繼續得到較快的發展,即使在一些貧困地區也會作為致富手段而有所發展。因此，在我國農業機械的利用和產業結構變化,不可能全國按齊一的步伐前迸,而是有先后的,將有部分地區、部分作業由于經濟條件和經濟效益較適宜而先一步實現,帶動其他地區、其他作業機械化的逐步發展。這要根據實際條件和比較效益由農民群眾自愿選擇,而不可脫離實際、全國一律地要求:某某年基本上實現機械化。

　　我國的農業機械化工作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了改革,積累了新的經驗,進行了一系列的農業機械化和方案的研究,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方針、政策目標更加切合實際。一個重大的變化是農機作為商品進入市場,允許農民個人購置拖拉機從事多種經營,改變了只有國家和集體經營農機的局面,出現了個人、聯戶、合作、集體、國家多種經營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幾年來農民投入了300多億元的資金辦機械化,使農業機械化出現了新的生長點和有自身活力的新機制。但是,也存在宏觀調節不力,國家投入減少,大型農機更新困難,田間作業機械化水平提高不多,對組織聯合服務有所忽視等問題。這些前進中、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入改革來逐步解決。在總結三十多年經驗教訓,特別,近九年成功經驗的基礎上,我們將在實踐中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農業機械化道路來。從歷史的發展角度來看,農業國變為工業國,與此相適應,農業的發展要以科學技代替傳統經驗,以機械操作代替手工勞動,以集約化代替粗放經營,走向現代化、社會化、商品化,這是必然要經歷的過程。不可能出現一個沒有機械化的農業現代化。中國農業機械化的逐步實現是歷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