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安徽、吉林、黑龍江、湖北等農業大省調研發現，農民專業合作社嚴重兩極分化，優質社已開始按“現代企業”治理，但普遍存在大量“空心”“掛牌”等“僵尸”社。同時，大量農民合作社內部管理混亂，面臨資金人才短缺等問題，制約規模經營和農業現代化。業內人士建議，完善細化政策制度加速合作社去“僵尸”，并集中火力支持帶動能力強、發展后勁足的優質合作社。

　　農民專業合作社作為新型農業經濟主體，在土地規模經營中節本增效、領富帶富作用明顯，近年來在全國各地呈現迅猛發展勢頭。據湖北省工商部門統計，截至今年6月底，該省農民合作社總數近6.4萬家，半年增加3000多家，出資總額超過1500億元，半年增長27%。

　　記者了解到，一些起步早、基礎好的農民合作社已開始向“現代企業”變身。吉林省田豐農機專業合作社經營著384戶農民的601公頃土地，去年起，該合作社進行股份制改造，架構現代企業管理、財務等制度，并聘請職業經理人和引入社會資本，目前正在運作在新三板上市。

　　盡管農民合作社數量快速增長、覆蓋范圍變廣，但各地普遍存在“空心”“掛牌”等“僵尸”社泛濫問題，農民合作社發展呈現兩極分化趨勢。中部某農業大省的一位縣農經部門負責人說，該縣有登記合作社1500多家，但規模經營的土地僅有11萬畝，每家合作社平均經營面積近70畝，“其中有大量‘掛牌社’”。

　　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區青山鎮種糧大戶尤利2014年在擔任村支書時曾成立四個登記備案的農民合作社，“初衷是把村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但效果不好”。在他卸任村支書后，四個合作社名存實亡。

　　安徽省農委合作經濟指導處相關負責人說，從運行質量上看，規范運行的合作社約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合作社為成員提供服務、開展經營活動比較少。江西省農業廳政策法規處處長胡仲明說，有些合作社內部管理不規范，其創辦目的甚至是為了騙取國家補助資金，并沒有組織社員開展真正的農業經營活動。

　　記者梳理發現，當前我國農民合作社普遍面臨三重制約。一是合作社自身發展不規范，內部管理松散混亂，隱患大。記者采訪的多數合作社為“鄉村精英領導型”，既由一個“能人”領導創立，而“一言堂”隨意決策方式風險隱患大，很多合作社甚至沒有“賬本”。有些合作社雖然制定了章程，設立了理事會，監事會等機構，但職責不清，制度不全，管理流于形式。吉林一家合作社去年因“當家人”決策失誤造成資金鏈斷裂而陷入困境，合作社負責人與社員“一損俱損”情況也在各地屢屢發生。

　　二是發展環境上“政策向好落地難”，國家近年來出臺一系列惠農強農政策，支持農業新型經營組織發展、創新，但有的部門沒有出臺具體實施細則，操作困難，效果打折扣。中部某省有合作社反映工商登記注冊時需提交環境評估、防疫證明、食品衛生許可證等前置材料，而辦理這些材料需要一定費用，這對于剛組建、經濟實力較弱的合作社無疑是個門檻。在用地上，合作社建造辦公場所、進行產品加工所需土地在辦理農用地轉用審批手續時，一方面難以獲得用地指標，另一方面門檻高、時間長，還需繳納相當高的土地出讓金，使合作社無法擴大生產經營規模，辦公場所也難以獲得產權證，無法抵押貸款。

　　三是善經營、懂技術、會管理的高素質人才短缺，且難以引進；融資渠道狹窄，仍存融資難、融資貴現象。記者發現，多數合作社的經營、財務等人才儲備為零，由于沒有相關政策支持，一些先進管理人才、大學生等也難以引進。

　　鑒于農民合作社在建設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增收中作用日益重要和出現兩極分化現象，“僵尸”合作社嚴重影響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形象，多位受訪者建議，應引導農民合作社由數量增長向質量和規范發展轉變，細化完善已有扶持政策，向運行規范、領富帶富能力強的合作社傾斜。部分合作社負責人認為，針對數量龐大的糧食產品種植合作社，可以糧價下調為契機，通過地方性法律法規提高合作社準入門檻，砍掉一大批“空心社”“掛牌社”。在扶持優質合作社上，可對合作社申請商標、申報原產地認證和無公害、綠色、有機食品等建立“綠色通道”，盡量減免費用；對合作社發展用地依法給予保障，優先安排用地計劃，及時辦理用地手續。

　　同時，要加快各級示范合作社創建工作，分級建立示范社名錄，把示范社作為政策扶持重點，并建立健全合作社動態監測考核機制，對各級示范社實行跟蹤考核，采取優勝劣汰。安徽省農委合作經濟指導處副處長呂健魁說，2015年起，安徽對于示范合作社實行動態管理，“今年已取消六家不能正常運行，無法發揮示范作用的國家級示范合作社”，一定程度上起到規范作用。此外，還需依托農業院校培養專業人才，政策性引導和鼓勵優秀人才到合作社及合作聯社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