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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近年來，信訪數量一直居高不下，信訪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困擾各級黨委、政府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來講，信訪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信訪警示的社會矛盾也日趨突出、尖銳、復雜，而對許多上訪者而言，信訪之路又是那樣漫長、崎嶇和艱辛。面對信訪，有說不完的故事、談不完的話題，更有諸多值得探究的事理。

透過信訪說問責
　　“為給女兒討個公道，我上訪了10多年，跑了幾百趟政府部門，見過上百個干部，可只有一個干部起身給我倒了一杯水。”這是安徽省濉溪縣農民張其均10年上訪的親身經歷和深切感受。
　　1993年3月31日，張其均之女張玲因濉溪縣人民醫院輸錯血死亡。此后，張老漢開始在濉溪縣人民醫院、縣衛生局、縣人大、縣檢察院、縣公安局等部門不斷上訪。可這起在張老漢眼中“黑白分明”的鐵案，被這些部門踢來踢去，張老漢也被在各部門間轉來轉去的案件“拖著跑”，直至他遇到了那個給他“倒了一杯水”的干部——縣政法委副書記張敬民。在張的親自督辦下，張老漢10年沉冤才得以昭雪。
　　這是不久前《半月談》刊登的一起典型上訪案例。客觀地講，造成信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不容忽視:一些基層干部不恤民之苦、不急民之急、不解民之憂，官僚主義嚴重，對群眾的合理要求冷硬橫推，不負責任，使群眾不得不走上信訪之路。
　　平頂山市郭秀婷老人的遭遇就是這樣的。
　　1995年5月24日晚上11點左右，郭秀婷26歲的兒子在下夜班回家途中被歹徒刺死。兩天后，新華公安分局的兩位領導對她說:案件像紙一樣一點就破了，正抓著兇手呢。然而，此后案件卻一直沒有結果。
　　2000年5月，郭秀婷才得知兒子命案的卷宗竟然出現了問題。原辦案人王某說調動時將卷宗交給了內勤，而內勤卻說沒見。2001年2月21日，郭秀婷終于見到了兒子命案的卷宗。“但里面多了一些根本和案子不相關的東西”，郭秀婷說。為了討個說法，她開始頻繁上訪。
　　7月18日，是我省各省轄市公安局局長開門接待上訪群眾、集中處理上訪案件的第一天。68歲的郭秀婷一早就趕到了市公安局，她流著眼淚說:“10年了，我至少往公安局跑了一百回了，我兒子的案子還能不能破？”
　　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劉國慶說:“在對上訪案件分析后我們發現，許多上訪問題并不完全是由于民警執法能力、執法水平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由于民警不負責任造成的。”
　　有專家認為，只有建立起對政府及有關部門的監督約束機制和問責機制，才能使他們對人民群眾反映的問題不再冷漠、推諉。
　　截至9月5日，在這次公安大接訪中，全省處理各種“問題民警”300人，先后有4個縣(市、區)公安(分)局的主要領導被調整或免職。
　　越級上訪的背后
　　“不去鄉不去縣，直接就到國務院。”流傳于上訪人群中的這句順口溜，反映出近年來信訪工作中出現的一個新現象:越來越多的基層老百姓選擇直接到省會城市、甚至是到北京上訪。
　　據河南省信訪局統計，2004年到省的信訪總量比上年上升了28.3％，赴京集體上訪人數比上年上升了35％。面對這些數字，省信訪局副局長王宏認為，其實大多數來省甚至進京的上訪問題，是完全可以在基層得到解決的。
　　那老百姓為什么不在當地尋求解決呢？
　　王宏說:“由于在基層干部中確實存在工作不到位、推諉扯皮、該辦不辦、該解決不解決的問題，才導致群眾往上跑。”
　　崔桂蘭就是因所反映問題一直得不到解決，**終走上越級上訪道路的一名上訪者。
　　53歲的崔桂蘭曾經是鄲城煙廠的一名職工，1996年，工廠破產，700多名職工下崗了。崔桂蘭認為，煙廠在發放一次性安置費用時，違反了有關法律規定，嚴重損害了職工的利益。從1999年起，她和幾百名職工一起，幾十次前往省、市兩級煙草部門反映問題，但始終沒有得到解決。
　　伴隨著每月一次的集體上訪，這些下崗職工的生活越來越艱難。許多職工甚至挖野菜吃。不得已，職工們決定直接到省城集體上訪。
　　職工們的呼聲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視，由周口市信訪局牽頭的聯合工作組開始介入案件的調查。2002年4月24日，這個涉及700多人的集體上訪案件得到了圓滿解決。
　　社會是復雜的，信訪涉及的問題也多種多樣。王宏說:“我們現在提出要建設一個大信訪的格局，要上下一起聯動，各職能部門都負有一定的責任，僅僅靠一個部門是不可能的。所以信訪部門要把群眾的訴求引導到能夠解決問題的地方去，然后加大督辦的力度，對不按信訪條例辦事的單位和責任人，還要追究他的責任。”
　　事實上，為了更好地把矛盾化解在基層，5月1日開始施行的新《信訪條例》，不僅確立了“屬地管理、分級負責”的信訪工作原則，而且賦予了各級信訪部門更大的權力，其中就包括督辦權和建議權。
　　“下訪”才是治本之策
　　“如果不是下到基層，有這幾個月的親身經歷，根本就不能理解群眾為什么要上訪，不了解他們有哪些困難、哪些冤屈、哪些需要上級解決的問題。要想減少群眾上訪，干部就得多下訪。”省政協市級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曹金強在參加“全省三級干部下訪處理信訪突出問題”回來后，有了這樣的切身體會。
　　1995年，駐馬店古城電廠二期擴建工程需征用確山縣古城村土地。在征地過程中，村組干部與土地部門征管人員串通，騙取國家建設資金111230元意圖侵吞。由于被及時舉報查處，沒有得逞，余款67500元被上繳縣財政，村支書王某被留黨察看一年。縣檢察院調查后認為村組干部的行為不符合立案條件，決定不予立案。消息一出，村里立馬“炸了”，一些群眾覺得檢察院“向著”王某，還有些群眾懷疑是王某“買通了檢察院”，村民們誓要把事情搞個水落石出，多次到各級領導部門上訪。
　　為了徹底解決這起長達8年的集體上訪案，2004年，確山縣檢察院抽調干警進駐古城村，在進一步走訪調查的同時，對當時的征地文件和協議的內容及形成的原因進行了復查，通過講法律、講政策、講事實，終于和村民達成了共識。一起長達8年的群眾集體上訪案息訪息訴了。
　　事實證明，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信訪難題，就必須追根溯源，變被動為主動，變群眾上訪為干部下訪。只有干部多下訪，群眾才能少上訪。為此，從2004年9月到12月，我省組織1萬多名省市縣三級干部，下訪處理信訪突出問題，一大批長期得不到解決的老大難信訪案件得到了有效解決，受到了廣大群眾的熱烈歡迎。下訪為解決信訪難題找到了一條有效途徑。
　　信訪機制要創新
　　如何解決一些老大難信訪案件？
　　一位信訪工作人員說:“信訪案件涉及的問題，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處理起來非常復雜棘手。要解決這些問題，光靠老辦法很難奏效，必須與時俱進，不斷進行方式方法和機制的創新。”
　　處理信訪問題，**根本的就是要為上訪群眾實實在在地排憂解難。在以往的信訪工作中，信訪聽證作為一種有益的創新和探索，較好地解決了一批疑難信訪事項。因而在新《信訪條例》中，為了提高處理信訪事項的效率和效果，突出強調了創新信訪機制的重要性，并將聽證作為解決重大、疑難信訪事項的制度固定了下來。
　　5月24日，漯河市就采取信訪聽證會的形式，解決了一起歷時8年的信訪案。
　　王丁寅原是舞陽縣第一制鹽廠職工。1997年，他因承包經營合同糾紛與制鹽廠打起了官司。王丁寅的訴訟請求得到法院的部分支持，并已執行終結。但他認為法院沒有全部支持他的訴訟請求，現在被執行人制鹽廠已經破產了，造成他的訴權無法全部實現，這都是舞陽縣法院違法審判、執行造成的。為此，他多次到省、市、縣三級法院上訪。市、縣法院多次對該案進行復查，都認為案件審理正確。而法院的解釋和說明，王丁寅并不認同，他認為那是“官官相護”，是上級法院“包庇”下級法院。2004年他又進京到**高法院上訪。
　　為解決王丁寅持續上訪問題，漯河市召開了由市委政法委、市中院、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各界群眾23人參加的信訪聽證會。聽證會上，王丁寅首先訴說了自己對案件的看法和上訪理由，市、縣兩級法院案件承辦人也詳細介紹了案件審理情況，雙方還展開了相互質詢，與會人員也談了各自的看法。聽證會**終得出結論，法院審理正確、王丁寅上訪無理。而會上充分的辯論和解釋也解開了王丁寅的思想疙瘩，他表示服從法院判決，徹底息訴罷訪。
　　“聽證解難題”驗證了一個道理:解決信訪工作中的疑難問題需要新思路、新點子。
　　信“訪”更要信“法”
　　現實生活中，中國老百姓長期將信訪當作“**后的依賴”，很少把司法視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后一道防線。這種信“訪”不信“法”行為的背后，實際上是一種傳統“青天意識”的作用，是人治的思維模式。
　　一些信訪者沒有選擇司法途徑解決問題的原因之一，與其欠缺法律意識不無關系。其實大部分信訪涉及的問題都可以通過民事訴訟、行政訴訟等法律途徑解決。就像前文說到的安徽農民張其均，其實他采取法律的程序，通過民事訴訟來起訴醫院，如果法院不立案，或有關方面推諉，他還可以利用行政訴訟法，告不作為的官、告不體恤民情的官，或許問題會得到更早解決。
　　我省某地村民就是靠法律打贏了和鎮政府的官司，保護了自己的合法利益。
　　2004年初，漯平高速公路建設時占用了某鎮4個村220畝土地，交通部門及時將補償款支付到了該鎮政府，鎮政府也積極制訂了征地補償方案。但這一方案的規定，使被占地群眾能得到的補償費與預期想象的有較大差距。群眾認為鎮政府超越了政府管理職能，隨即將鎮政府起訴到法院。
　　法院經過審理，以該鎮政府超越職權、行政行為違犯法定程序為由，撤銷了該鎮政府制訂的征地補償方案。
　　被判敗訴后，當地政府才認識到只有一腔為群眾服務的熱情，忽略法律的約束是不行的，遂主動向群眾承認錯誤，得到了群眾的諒解。這起因反映征地補償款分配問題的信訪案**終依法、按政策得以恰當處理，群眾對處理結果也很滿意。
　　這一案件顯示出群眾依法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意識在增強，并且對政府的職能有了客觀認識和了解；而政府部門也認識到，只有堅持依法行政，不斷增強自身的法律意識，才能更好地服務群眾、引導群眾依法有序地反映問題。
　　相信有一天，當群眾都認識到公民權利的保障更多地應通過國家法律的渠道來實現時，曾經讓人們頭疼的信訪問題，也許就不再是問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許會容易許多。

                                                               （選自《河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