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與溫帶農民在冬天攜手的同時，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國珠三角地區卻又現“民工荒”。與以前的季度性缺工不同，當下的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群體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從勞動力市場來看，勞動力短缺，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是“劉易斯轉折”的一個證據。農業的經濟價值在轉折中提升的過程里，傳統的農業資本和非農業資本開始大舉投資中國農村

熱鬧的土地

　　幾十年罕見的低溫籠罩著中國廣袤土地，新年鐘聲后，地處溫帶的中國9億農民在靜默中等來了2010年1月1日，此刻處于亞熱帶地區的東盟10國3億農民也在期待中渡過了這一歷史時刻。

　　這一天，繼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共同市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這是一場溫帶農業與熱帶農業的互補還是對決呢？“這個自貿區是雙贏的制度性安排，通過擴大市場準入、消除貿易和投資壁壘，實現雙方對經濟一體化效益的共享。”商務部副部長易小準1月7日在南寧舉行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慶祝儀式上這樣對公眾強調。作為回應，東盟副秘書長孫達姆也表示：“中國—東盟自貿區的成立將進一步減少貿易壁壘，其一體化進程和水平非常深遠和廣闊，中國和東盟都將從中獲益。”

　　兩人話中透露出的信息是，溫帶與熱帶之間的對決并不存在，自由貿易區更大的作用是貿易創造而不是貿易轉移。泰國和越南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大米輸出國，水稻產業比較優勢突出，緬甸、老撾、柬埔寨也有著良好的農業基礎，也許他們未來會成為中國更重要的糧食進口來源；而中國的溫帶農作物玉米、小麥及水果和蔬菜上的優勢也是東盟10國所不具備的。

　　與熱帶農產品的貿易交換，帶動了國內相關作物的投資浪潮。去年10月26日，廣西壯族自治區主席馬飚與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簽署項目框架合作協議，決定在廣西建立“袁隆平東盟農業科技博覽園”和 “國家雜交水稻工程研究中心東盟分中心”項目，并打算讓“中國超級水稻”走向東盟。

　　“在提高種植業專業化水平上，水稻我們抓超級稻，玉米重點推廣‘迪卡007’、‘迪卡008’，這樣我們糧食產量可以比過去提高10%—30%。”這是廣西農業廳廳長張明沛的糧食算盤。迪卡系列是**領先的農業生物技術公司、全球**大種子公司孟山都在廣西推廣了8年的玉米新品種，其抗旱耐瘠、優質、穩產、高產特點，彌補了廣西抗旱耐瘠玉米品種的空白。

　　“顯然是貿易促成了這些變化，也提升了中國農業的競爭力。30年前中國像個孤島，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較封閉的經濟體，如今則已經成為全球農業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1月7日，全球糧食巨頭嘉吉投資(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安博泰在接受《商務周刊》專訪時說，“以前我們公司很少談到中國，但現在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農產品貿易中的重要部分，甚至中國已經可以影響全球多種農產品的價格了。”

　　熱帶與溫帶農民在冬天攜手的同時，全球重要的制造中心——中國珠三角地區卻又現“民工荒”。2009年下半年開始，隨著全球經濟的快速復蘇，紛至沓來的訂單讓珠三角地區的企業倍感“招工難”，除非工資上漲一倍，許多企業主似乎已經找不到更好的辦法。

　　“與以前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情況不同，當下的珠三角地區，農民工群體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從勞動力市場來看，勞動力短缺，非技術工人的工資增長，是劉易斯轉折的第一個證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都陽對《商務周刊》說。

　　在經濟學上，當非農業部門的就業創造速度超過農業中產生剩余勞動力的速度，非農部門工資上升時，就出現了二元經濟結構轉換的第一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轉折點”。在第一轉折點的基礎上，對二元經濟的進一步轉換，終將產生的一個結果就是非農部門與農業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力達到相等，二元經濟結構被單一經濟結構所取代，這是“劉易斯第二轉折點”。

　　在過去的年代，中國的鄉村生活被外國人描繪成遠離塵世，農民趕著水牛，穿過一塊塊分割整齊的稻田；鄉村工人拖著疲憊的身軀，頂著落日余暉，從狄更斯式的工廠里下班回家……這幕田園牧歌的背后，是多少年中國農民、農村和農業因為勞動產出率和經濟增加值過低而被工業、房地產等第二、第三產業輕易奪取勞動力、土地、資金等資源的邊緣化命運。

　　如今的中國正在由“劉易斯第一轉折”向“第二轉折”邁進，這對于農村經濟意味著什么呢？“是農業邊際生產效率的不斷提升。”都陽認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意味著工業反哺農業的時機或者說實施農業保護的條件成熟了。”

　　流向農村的資本

　　意識到這一點的不僅是政府，還包括那些商業時代的主人翁們。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加快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決定，指出統籌城鄉發展和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基本途徑，是縮小城鄉差距、擴大農村市場需求的根本出路。同時，“工業反哺農業”、“現代農業”、“可持續農業”和“經營一體化農業”等概念在中央文件中出現。與此前的“三農政策”相比，建設新農村的方針更側重于從根本上調整城市和農村之間、非農業產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格局，推進經濟和社會資源從城市和非農業產業向農村和農業產業流動。讓農業更賺錢，讓農民更有錢，讓農村更和諧，被認為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長效機制。

　　2006年1月起，中國廢止了《農業稅條例》，此后國家出臺的政策越來越集中于加快農村經濟發展，為農民提供與城市相當的社會服務，如教育、醫療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

　　土地在流轉，基礎設施在重建，福利在增加……農業生產邊際效率的提高同樣意味著農業收益的上升。“盡管談不上是高收益，但中國農業確實進入了一個相對快速增長的時期，會有越來越大的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嘉吉投資(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安博泰說。

　　這種趨勢已經得到了大量證據的支持。過去幾年，不僅嘉吉、孟山都、先正達、先鋒良種等傳統跨國農業公司在中國調整了戰略，諸多國內外的非農資本也在大舉進入農業領域。華爾街大投行高盛(Goldman Sachs)已成功投資國內一家肉類加工企業，房地產和鋼鐵大亨郭廣昌的復星集團1.6億元戰略投資江西國鴻進入養殖業，互聯網企業家丁磊也宣布投資建設豬場，原本從事掌上電腦銷售代理的吳子申，則在內蒙古創建永業集團，進入植物、動物營養品的制造、銷售，并開始了更具革命性的農業科技服務和城鄉農業產業鏈整合的商業模式創新。

　　成立僅僅6年的永業集團奇跡般的騰飛故事，在我們的概念中原本僅出現于互聯網、通信、新能源等朝陽產業。但這家出身內蒙古腹地的農業公司，以一種農資產品“生命素”為起點，通過構建農技服務“連鎖店”、打通城鄉農產品產業鏈條，為改變中國農業經濟形態、改造農村與城市商業分工、改善農民在資源分配中的傳統弱勢地位，開創出“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的諸多可能。逆市獲得華爾街的追捧，自是題中應有之意。

　　走向農村的資本，不僅帶來了農業生產效率的空前提升，更使農業獲得了實現與互聯網、高科技同樣的高增加值的可能。“劉易斯轉折的條件與中國農業逐漸體現出的整合優勢在此階段相遇。對中國農業而言，這是利用要素相對價格變化獲得新的比較優勢的一次契機。”都陽分析到。

　　通常來說，中國的資源稟賦大都偏重發展勞動密集型農業而不是土地密集型。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包括稻、小麥、玉米，棉花等，這些產品生產因耕地規模限制，單位產品的勞動成本較高，中國國內資源的機會成本高于國際市場，不具有比較優勢；而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如畜產品、設施農業，這些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大大高于中國國內市場價格，國內生產具有較高的社會凈收益和出口效益，在生產上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

　　事實上，2000年后，中國農業結構調整的步伐使糧食等農產品生產向主產區集中，生產要素和資源的重新配置提高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從種植業內部看，水稻、玉米、小麥這三種主要作物既因國家要求各地區自給自足，又由于其**不具有比較優勢，在1990年代的地區分工水平呈下降趨勢。

　　“這是比較優勢的理論，在全球的貿易體系里，如果甲國擅長A農產品，那么就應該出口更多該農產品；如果乙國擅長B農產品，那么甲國就應該更多的進口B產品。這是較理想的國際農產品貿易體系。”安博泰說，“但從全球來看，中國是水稻、小麥等產品的**大生產商，雖然是土地密集型，但中國的氣候和土地特性更加適合種植這些農產品。中國也擅長玉米、雖然不是頂**生產國家，但我認為中國很有潛力。”

　　進入21世紀后，這些農產品的分工水平提高很快，特別是玉米。跨國公司通過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確實大幅度提高了中國土地密集型農業的效率和專業化程度。“目前世界上能夠滿足持續增加的糧食需求的真正有效技術只有四種：農機技術的自動化、現代化，包括灌溉技術；利用肥料；作物保護的化學品；優良品種。近幾年，這些都在中國被更廣泛地使用。”**領先農業科技企業瑞士先正達公司全球研發總監Alejandro Aruffo博士對《商務周刊》說。

　　2006年，美國先鋒良種有限公司率先在中國農民中推廣玉米單粒種植法，所有種子按畝需粒數出售，一穴一粒，出芽率達到95%以上，滿足芽率、芽勢、純度三個方面的指標要求。同時，該公司還采取了每臺貼補1000元方式大力向農民推廣“氣吸式播種機”。

　　2003年，嘉吉參股吉林松原地區**大的玉米深加工企業之一華潤賽力事達玉米有限公司，這一商業行為的背后邏輯是，松原農民從種植臘質玉米到使用化肥，再到銷售玉米的各個環節，都被嘉吉重新組織連接起來了。未來，跨國公司引導中國種植業規模化經營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因為中國正嘗試農村土地流轉，讓更多的農戶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商業系統。從嘉吉的角度來看，如果中國農民組成一個經濟合作組織，那么他們也就更能接近高科技、農業融資和風險管理。

　　“盡管我不認為中國農業進入了高增長的階段，但現在它確實變得良性和可持續的發展了。”安博泰對《商務周刊》說。

　　農業也有商業模式創新

　　在中國土地密集型農業專業化水平得到不斷提升的同時，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農業也出現了新跡象。

　　官方數據顯示，中國已成為世界設施農業生產大國，面積和產量穩居世界第一，其中面積約占世界的90%。據不完全統計，2008年全國共有設施蔬菜5020萬畝，節能日光溫室854萬畝，設施蔬菜總產量1.68億噸，占全國蔬菜產量的25%，設施農業年產值達到3000多億元。據測算，中國設施農業栽培吸納勞動力6000多萬人，加上產前、產后共吸納勞動力近1億人。這意味著更多的勞動力從土地密集型農業轉移出來。

　　產業集中度較低的另一個勞動密集型產業——養殖業對資本的吸引力也在增加。以養豬為例，根據國家農業部統計，2000年以前，年出欄50頭以上的生豬規模養殖比例僅有23.1%，絕大多數生豬為農民散戶養殖。如此低的產業集中，吸引了高盛、網易、復星等非農業資本的青睞，這也促使了該產業出現了資本密集型發展的趨向。到2008年，年出欄50頭以上的生豬規模養殖比例已經突破50%。

　　在傳統概念中，農業科技推廣具有“準公共產品”屬性，除了政府外，個人和私營部門不愿生產和供給，也因此，農技推廣在過去的20年處于不斷弱化的狀態。但今天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尤其是新品種、新技術的廣泛使用，對農業社會化服務也提出了新需求，以永業集團為代表的公司及私人資本已經在積極介入。

　　2009年12月19日，美國東部大雪。“鋪天蓋地的雪片幾乎是追著飛機落下來的，如果晚起飛10分鐘，我就得在紐約多待上三天。”永業集團董事長吳子申對《商務周刊》描述到。此前的一天，吳子申和他團隊剛剛在納斯達克交易所完成開盤敲鐘儀式，華爾街秀場的榮耀和公開募集到的7000萬美元，都沒能讓他有心思在美國多待一天，因為中國農村的廣大鄉鎮也同樣在經歷著冰雪，那里需要永業集團的產品和服務。

　　12月下旬，甘肅武威普降大雪，氣溫一度低至零下10度，永業科技服務站的工作人員依然每天到田間地頭巡視，查看施用了“永業生命素”的農作物耐寒情況。每天的產品銷量和服務質量，都通過互聯網傳到永業集團北京總部，這是吳子申每天下班前必須了解的重要數據之一。

　　永業科技服務站是深入到中國農村**基層的農業技術服務站，永業招募的數千名大學畢業生，在這里一方面是將永業的科技產品和專利技術提供給農民，指導他們進行種植和養殖，生產出高產量、高質量、高附加值的健康安全的農產品；另一方面，他們還擔負著向農民普及農業技術、病蟲害防治等知識和專業指導的任務。吳子申設立了“永業農技服務基金”，用于支持當地農戶的科技知識普及講座，購買農業科技圖書，并扶持農業致富帶頭人。這個已經發展到8000家的毛細血管網絡還計劃組織農民成立經濟實體，打通農產品的城鄉渠道，開展各項城鄉合作實驗，從市場和銷售的角度幫助農民降低風險和提升收入，在產品和市場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做農民的“農業經紀人”。

　　“我們把農戶視為一個經營性的企業，能讓他們賺到錢，就是永業的成功。”吳子申這樣解釋他們的服務創新和產業鏈整合。

　　與永業一樣在悄悄改變農民身份還有世界**大的玉米種子商美國先鋒良種有限公司。2009年9月，先鋒良種在中國大面積推廣GRM(Grow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即農戶關系管理系統。通過向每一個農戶發放農戶卡，從經銷商、零售商的電腦網絡終端搜集農戶的生產需求信息，用數字化方式第**時間全面掌握市場營運狀況，先鋒公司希望，到今年6月，全國將有100名經銷商、1500名零售商和100萬農戶參與其中。整個系統一旦全面運行，將積累數以百萬計的中國農民種植數據和信息，便于農戶參加各類培訓活動，同時農民還可通過手機及其他終端定向接受優良種子及農情信息，據此以**快速度調整生產計劃。

　　在先鋒良種的眼中，農民就是客戶。嘉吉投資(中國)有限公司總裁安博泰對此表示贊賞。“這樣的事例在國外也有，不僅從農民轉變為企業主，還有許多農民將自己的土地入股到農業公司，這樣他們就成了股東。”他說，“這種現象在中國會越來越多，中國農民將因此擺脫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存狀態，因為他們真正融入到了整個社會的商業脈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