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主辦的“國家發展論壇”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表示，當我國人均GDP持續增長后，食品消費結構隨著收入增長而變化，而我國農業發展在滿足食物消費結構升級方面存在結構性矛盾，因此，推動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勢在必行。

　　農產品消費結構變化與城鎮化進程相伴隨

　　韓俊表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的第一個背景為中國史**前**的人口城鎮化進程仍在快速推進。據統計，“十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常住人口每年增加2100萬人。根據規劃，“十三五”期間城鎮常住人口每年將增加約1400萬人。與此同時，我國中產階級的數量也在不斷擴大。按照國家統計局對我國中產階級的定義，即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在9萬到40萬元人民幣之間的人口，我國目前已擁有3.34億中產階級，占總人口的24.3%。此外，今后五年每年將減少貧困人口1000萬人以上。“這三方面的顯著變化匯集到一起，對我國農業意味著，食品的消費結構將繼續演變和升級。”韓俊說，從消費結構演變的歷史看，當人均GDP低于2萬美元時，人們的消費結構隨著收入增長而變化。相關資料顯示，目前我國無論城市還是農村，對口糧的消費在不斷減少，但對口糧以外的消費在不斷增加。例如，過去講吃得飽，現在講吃得安心，吃得放心，吃得健康。因此，目前我國農業發展在滿足食物消費結構升級方面面臨著很大壓力，這也是農業面臨的主要矛盾，即結構性矛盾。所以，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明確提出，要把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放在突出位置。

　　“增加綠色優質農產品供給應該通過保護和提高糧食的綜合生產能力，并在此前提下優化農業的品種結構、產品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韓俊表示，過去我國農業生產為了產量會大量使用化肥農藥，但現在農業發展不能只追求產量，而要狠抓標準化生產和農產品質量監管，另外還要拓展農業的多種功能。我國農業調結構的目標是統籌糧食作物、經濟作物和飼料作物，推進種植業、養殖業、加工業一體化發展，包括農產品加工業和休閑觀光農業。

　　需要提高農業機械化水平

　　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以來，我國16周歲至60周歲的適齡勞動人口減少了1500萬人。世界銀行報告顯示，盡管中國全面開放二孩政策，但到2040年，中國勞動人口將減少9000萬人，降幅超10%。“適齡勞動人口的減少提高了我國的勞動力成本，不僅削弱了制造業的競爭力，對勞動密集型農業也帶來了嚴峻挑戰，削弱了中國農產品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韓俊指出。

　　相關資料表明，在美國，農產品中人工成本占農作物成本**高的棉花為10.8%，其他糧食作物中的人工成本占比僅為3%—5%。而在中國，因為勞動力成本高，每噸大豆的生產總成本為4877元人民幣，是美國的2.14倍，每噸玉米的生產總成本為2117元人民幣，是美國的2.23倍。“農業勞動力成本居高不下，意味著我們的農業需要通過提升機械化水平，通過機器換人，讓更少的農民種更多的地以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韓俊介紹，我國正在迅速推進水稻、玉米種植的機械化，目前機械化率已達75%，但是，棉花和甘蔗種植的機械化水平非常低。韓俊還指出，目前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平提高的一大障礙是先進農機具制造方面的短板，“這方面有巨大的市場需求，因為國外進口機器一般為國產機器價格的10倍。”提升農業勞動生產率除了提升農業的機械化水平，還可以通過發展農業規模經營。韓俊強調，在進行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時候，要防止通過行政手段來擴大土地規模，要保證農業經營用地的可持續性。“所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細化和落實承包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和土地經營權三權分置辦法，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

　　改革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

　　如何滿足中國老百姓生活富裕起來后對食品的需要？韓俊認為，必須要統籌利用好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

　　據介紹，目前我國基本政策取向是，谷物基本自給，適度進口國內緊缺農產品，同時鼓勵農業企業走出去，深化與主要貿易伙伴國家的戰略合作。“進口農產品是我國農業基礎競爭力不足的表現。”韓俊指出，近年來我國農產品進口總量大，其中有對農產品價格干預過度的因素。韓俊舉例說，例如玉米，當玉米的國際價格在不斷下跌的時候，國內因為價格干預，玉米收購價仍在大幅提高，形成國內外價格倒掛。因此，“現在改革思路已很清楚，就是要讓價格真正反映供求關系的變化，讓價格機制能夠有效引導農業資源的配置。”韓俊解釋，農業政策要逐步由過去價格支持和干預為主，轉向以直接補貼的綠色政策為主，“這樣一來，我國就會逐漸把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理順，使農產品形成有效供給并與需求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