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

■“無序”狀態所能容納的改革和發展空間已耗盡，需要用新的、同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創新來激發社會活力和削減改革發展的阻力，以確保社會的正常運行。

■利益調整型改革也必然會引發社會結構層面上的一系列重要變化。
　　■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時至今日，改革如果僅僅停留在經濟體制層面，則是遠遠不夠的。

    “無序”狀態不能容納發展空間

改革是分為不同階段的，每一個改革的階段均有著特定的任務和具體的目標。目前，中國進入了發展的關鍵時期，中國出現了許多新的問題亟待解決，中國社會面臨著新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改革必須進行一系列重要的轉變。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八個方面：
　　從“無序”改革到“有序”改革
　　從改革的發展邏輯來看，改革必然要經歷一個從“無序”到“有序”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講，在改革初期，中國發展進程的迅速推進，與其說是得益于新體制的建立，倒不如說是得益于舊體制的瓦解，換個角度講也就是得益于某種“無序”狀態的形成。以往根深蒂固的計劃經濟體制嚴重地壓抑了社會的活力，限制了社會成員的創造力。改革初期，舊體制的松動和瓦解，使得社會成員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性和隸屬性，使得社會經濟資源壟斷的局面明顯松動，從而使得社會的創造力得以大幅度提升，社會財富的創造源泉得以大面積涌流。由于在改革初期還不可能有一整套新的社會運行規則體系和市場經濟規則體系來代替以往的計劃經濟體制，由于中國的改革缺乏經驗而不可能有一整套周詳細密、可行的方略，因而對于中國改革進程的推動只能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且，對于社會成員來說，即便是有一整套新的規則體系，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迅速適應。這一切，造成了在改革初期這一特定時期內中國社會的某種“無序”狀態亦即規則的混亂和匱乏現象。當然，這種現象的存在具有某種歷史合理性。然而，當改革進程發展到一定地步時，就必然會面臨著系統建立新的規則和制度體系的任務。因為，“無序”狀態所能容納的改革和發展空間已耗盡，需要用新的、同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制度創新來激發社會活力和削減改革發展的阻力，以確保社會的正常運行。
　　為了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就必須及時地由“無序”轉換為“有序”改革，以確保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和健康發展。
　　從增益型改革到利益調整型改革
　　所謂增益型改革，是指社會整體利益結構雖然發生變化但變化程度不大的改革，其基本特點是：凡是介入改革過程的人或群體一般來說均為獲益者；而利益調整型改革，是指對社會整體利益結構進行重大調整的改革，介入者在利益方面得失不一。
　　中國改革的初期是典型的增益型改革。當時，由于市場競爭的不充分性，由于缺乏競爭的對手，由于計劃經濟體制之外社會空間的的相對廣闊性，由于許多社會經濟資源處在某種“無人認領”的的狀態，因而便造成了如是情形：就一般情形而言，凡是卷入改革者均為贏家，而且，卷入改革者在利益方面的增進并不意味其他人或群體在利益方面同時要損失些什么。由于當時的改革往往意味著獲益，因而容易得到改革介入者的積極認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現階段的改革則是一種利益調整型的改革。這種類型的改革是同整個社會利益結構的重大變革相適應的。隨著社會的劇烈轉型，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必然地要卷入市場經濟當中。同現代化進程和市場經濟進程的不斷深入相適應，社會各個階層必然地要重新定位，一些新的卻是現代社會所不可缺少的階層必然會出現，一句話，社會整體利益結構要重新洗牌。在社會利益結構進行重大調整的改革過程中，一方群體的利益增進，往往意味著另一方群體的利益損失，以往的那種卷入改革過程者皆為贏家的情形已經不復存在。
　　利益調整型改革一方面是繞不過去的，是增益型改革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深化；同時，利益調整型改革也必然會引發社會結構層面上的一系列重要變化，造成大量十分復雜的社會問題。　　

從邊緣層面的改革到核心層面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型的改革。漸進性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采用先易后難漸次推進的改革策略，即：在改革策略的安排上，除了對一些非改不可否則改革進程就要陷入停頓的舊體制進行直接改革的情況之外，對于大部分的改革任務從總體上講應本著先立新、再破舊、以新蠶舊的策略進行。回顧中國改革的初期，就是在舊體制影響相對來說比較薄弱、在改革阻力相對較小的社會邊緣層面培育新的事物、新的體制，并使之發展起來，爾后以此為突破口而向周圍擴散。這種改革策略的作用在于，一方面，其本身的不斷發展與壯大，可以對于改革與發展的全過程形成一種實際的支援力和推動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對改革全局形成一種示范及壓力。
　　現在的情況是，改革在容易推進的邊緣層面已經完成，改革不可避免地推進到社會經濟的核心層面。在制度層面上，改革要直面延續多年的土地制度、產權制度、社會管理體制、政治體制等極為艱難的改革任務；在群體層面上，改革要直面公共管理群體的規范和公權的限制，要直面企業主和經營者群體的規范包括照章納稅等一系列極為復雜和艱巨的任務。其難度和阻力無疑會成倍地加大。
　　改革已經沒有退路。不管社會核心層面上的改革難題多么大和多么之艱難，改革也必須闖過這一關。否則，改革便成為夾生的改革，就會促成一個“強者恒強，弱者恒弱”的畸形社會結構的出現，從而失去了改革的本意。
　　從應對多種個案化的社會問題到應對整體化的社會問題
　　在改革的初期，社會問題雖然不少，但表現出一種多樣化和個案化的特征。這一時段的社會問題更多地來源于價值觀念體系的紊亂、生活方式的多樣化以及社會成員對于新的社會環境的心理不適。這些來自多個方面、看上去五花八門社會問題，其對社會的破壞能量相對有限，相對來說難以在同一個方向上聚集和釋放。所以，一般來說，這一時段的社會問題對于中國社會的安全運行不會構成很大的威脅。
　　而在中國現階段，隨著社會利益結構層面上的的大幅度變化，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之間不平衡程度的加大，中國的社會問題就其總體表現而言發生了一個明顯的變化：在依然存在多種社會問題的同時，源自利益結構層面上的社會問題逐漸凸現。此類社會問題具有這樣一些特征：問題解決的迫切性要求很強；涉及人數的龐大；潛在能量的巨大；引發其他社會問題的連帶性極強；而且，這一類的社會問題在各種社會問題當中居于中心的位置。更為嚴重的是，這一類的社會問題如今呈現出一種加速度加重的跡象。這一切，使得中國現階段的社會問題具有一種整體化的特征，使得社會問題在某個時期可能會以一種比較激烈的、爆發性的形式表現出來。
　　顯然，有效、妥善地應對整體化的社會問題，是確保改革進程得以持續推進的重要前提。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從社會利益結構的層面反思改革方略，而不能只是本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思路來被動地應對整體化的社會問題。
　　從單純地看重經濟效益到經濟政策與社會政策并重
　　從２０世紀７０年代末到現在這２０多年的時間里，經濟改革幾近成為改革的代名詞，經濟政策幾乎成了壓倒一切的基本政策。社會政策與經濟政策兩者之間呈現出嚴重的不同步和不平衡。雖然過分強調經濟政策是多數國家和地區現代化早期階段的一個通病，但是同別的國家和地區相比，中國在經濟政策方面的過分看重幾乎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同經濟政策相比，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社會政策起步較晚。只是到了２０世紀９０年代末期２１世紀之初，社會政策才開始得到一部分社會成員的認同。而且，即便是在今日，社會政策無論是就其受重視的程度，還是就其貫徹的力度而言都是不能與經濟政策同日而語的。中國沒能充分地利用后發優勢，有效地借鑒別的國家和地區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教訓，將社會政策放到一個應有的位置，從而盡可能地減小不必要的改革成本。
　　社會政策同經濟政策是有所區別的兩件事情。簡單地說，經濟政策側重于經濟效益和初次分配領域的事情。從一定意義上講，經濟政策直接體現了公正的機會平等規則和按照貢獻進行分配的規則；而社會政策則是側重于再次分配領域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公正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規則，體現了公正的基本權利保證的規則和公正的社會調劑的規則。顯然，對于改革來說，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缺一不可。可見，為了保證改革進程的健康推進，就必須采取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并重的改革方略。
　　從“先富”逐漸過渡到“共同富裕”
　　在改革的初期，改革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消除平均主義。長期計劃經濟體制造成了嚴重的平均主義觀念和行為方式。平均主義既是對機會平等規則的歪曲，也是對按貢獻進行分配規則的一種傷害。平均主義嚴重地壓抑了中國社會的活力，禁錮了中國社會的生產力。所以，對于改革的初期任務而言，消除平均主義是首當其沖的事情。從操作的和現實的角度來看，為了消除平均主義，為了激發社會的活力，為了**終實現共同富裕，采取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幫“后富”的做法是必須的和行之有效的。
　　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社會目前的貧富差距已經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現象若不予以認真解決，中國社會有可能會出現一種“有增長無發展”亦即多數人分享不到相應的社會經濟發展成果的局面。就貧富差距過大問題，鄧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談話中指出，“什么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的這一戰略構想值得我們深思。
　　黨和政府的對于中國人民的鄭重承諾是“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的十六大報告也明確宣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本內容之一是要“惠及十幾億人口”。這實際上是在提醒人們，在中國現階段，改革的重要任務便是應當從“先富”逐漸過渡到“共同富裕”。
　　從經濟型政府逐漸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
　　由于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從無到有，是在社會缺乏足夠的基礎性條件下進行的，因而在改革的初期，需要政府的直接倡導與干預。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在改革初期定位為經濟型政府是具有歷史合理性的。
　　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社會，政府的定位應當是公共服務型的政府。所以，一旦基本的市場經濟體制得以建立，政府就應當從市場經濟領域當中逐漸退出。否則，就很容易造成兩種失誤。一種失誤是公權的越位，即：政府代替了企業家群體等市場經濟主體的角色。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很容易造成市場經濟缺乏市場性、公共管理群體缺乏公共性的局面。另一種失誤是公權的缺位。政府本應是公共服務的主體。但是，政府如果長時期地卷入經濟方面的事務，那么，其公共服務方面的職能必定無法予以切實的履行，民生問題相應地會出現難以改善甚至是惡化的情形。無論是公權的越位，還是公權的缺位，都將扭曲中國的改革進程，都將積累種種社會矛盾，從而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形成極為有害的負面影響。在中國現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形成。在這樣的條件下，政府的定位就應當逐漸地從經濟型政府轉變為公共服務型政府。
　　從經濟體制的改革逐漸過渡到全方位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始自經濟體制。這種作法的優點在于抓住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層面，將改革同民眾的切身利益形成了有機的結合，因而容易推動整個社會的改革，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一個基本的平臺。事實也證明，同其他國家和地區如俄羅斯、東歐相比，中國改革的這種路徑是成功的。
　　應當看到的是，時至今日，改革如果僅僅停留在經濟體制層面，則是遠遠不夠的。社會各個層面的改革應當保持著相互促進、共同生長的狀態。任何單方面改革的長足進展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一個層面改革的滯后，都會毫無疑問地導致整個改革進程的滯后。不能否認的是，這些年來中國的改革出現了明顯的不協調情形。非經濟層面的改革表現出滯后的情形。這突出地表現在社會層面尤其是社會管理層面上的改革十分滯后，致使社會結構同經濟結構之間不協調的現象十分明顯。所以，為了保證改革進程的順利推進，就必須啟動其他層面的改革，使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同經濟層面的改革保持著一種協調的關系。

                                                            （選自《中國經濟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