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不斷理還亂
    中國正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而作為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國有企業仍然背負著過多的包袱在步履艱難地前行。國有企業改革的口號已經喊了多年，但對很多企業來說，主輔分離至今還是剪不斷、理還亂的一團亂麻。

何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原材料價格居高不下，汽車行業的暴利時代已經結束；另一方面，是由于包括美國、日本在內的國際九大汽車巨頭都已成功地進入了中國，使市場競爭更加白熱化。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面對強大的競爭對手，國內企業不能輕裝上陣。“喊了多年的主輔分離，到現在也沒有剝離。”劉振范介紹說，“除了沒有火葬廠，企業什么都有。”他說，一汽有退休職工6萬人，還有退養職工3萬人。如此之大的包袱，讓企業苦不堪言。據說國家今年要在一汽搞股份制改革試點，但企業的盤子比較大，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的難度可想而知。對此，劉振范呼吁政府加速國企改制，那種企業報虧100萬元很容易，而改制報批100萬元很困難的現象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顯而易見，對很多國企來說，辦社會的現象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或者說根本沒有改觀。一位企業家表示，在計劃經濟時代企業做了很多政府讓做的事情，現在搞市場經濟了，很多該政府做的事情還給企業做，企業不拖垮才怪？
　　據記者了解，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國有企業主輔分離的方案時，往往有一個三年過渡期。在這個三年過渡期中，企業仍然需要向已經分離出去的輔業提供數額巨大的資金支持。對此，徐州工程機械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民認為，國家應該拿出一筆錢，在企業主輔分離時把輔業一攬子拿過去，讓企業真正成為“財源”。
　　相比之下，央企主輔分離的進度似乎要快一些。例如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過去有職工2.03萬人，現在已經減少到1.2萬人，然而他們的一個經驗是嚴格控制新增員工。
　　據介紹，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今年的銷售收入計劃30億元，今后每年增長的目標10億元，到2007年銷售收入可以達到50億元。

大有大的難處
       與中小企業相比，行業排頭企業渴望改革的愿望更加強烈，國有企業改革到了**關鍵的時刻。
　　與中小企業相比，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相對比較滯后，特別是在產權改革方面至今沒有大的突破。
　　王民對此感觸頗深：“徐工集團規模很大，人也很多，市場占有率也比較高，但是和跨國公司相比，徐工的發展還是初級階段。”2004年在江蘇召開的一個座談會上，溫家寶總理與王民有過一次對話。王民說：“在工程機械這個領域里卡特比勒是研究生水平，小松是本科生水平，大宇是專科生水平，徐工是高中生水平，是正在準備參加高考的應屆高中畢業生。”溫家寶總理鼓勵王民說：“希望你這個高中生達到博士生水平。”
　　王民認為，在WTO的背景下，像徐工這樣的國有企業要達到溫總理所期望的“博士生水平”，那么從現在起就應該充分利用國外的各種資源，構建一個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工程機械是一個完全競爭性的行業，不論企業在這個行業中處于什么位置，政府都應該用開放的眼光支持企業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談到將來的徐工，王民強調了兩點，一是注冊地址在中國，二是要打出自己的品牌。他說，2005年是國有企業改革改制的一個很關鍵時刻。
　　大連冰山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穆傳江表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形式，投資主體多元化也早就定了，但現在越改越慢越被動。他說：“國有企業改革改制喊了多少年了，實際上一步都沒走。國有企業改革要積極穩妥，關鍵是得動起來；一動不動，還談什么積極穩妥？只剩下一堆爛賬放在那里了。”談到引進戰略合作伙伴，穆傳江說：“市場本身是有風險的。搞好了，輕描淡寫說一句你工作有成績；搞不好，你就變成國有資產流失了。”他舉了這樣一個例子，大連冰山準備在國外買一個企業，有人就提出是不是管理層想把這個錢轉出去這樣的置疑。
　　很顯然，由于在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改制問題上有很多清規戒律，有很多條條框框，面對日益明顯的“冰棍效應”，企業家普遍感到一種難以言狀的壓抑。是壯志未酬身先死，還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記者在采訪中卻注意到這樣一種現象：很多國有企業都由過去的工廠搖身一變成了現在的國有獨資公司了，企業有董事會而無股份制，仍然是國有股一股獨大。記者注意到，在一家國有企業的職代會報告中，寫進了“集團公司正在研究成立職工參股的投資公司”這樣一段話，當記者就今年企業的產權改革會不會有實質性的進展這一問題提出詢問時，得到的回答卻是“現在我們已經不敢這樣寫了。”
　　何以至此？正如一汽劉振范所言，國有企業改革的動力快沒有了。這就好像一個人在黑夜里盼天亮似的，如果天總不亮，他就不再相信天會亮了。
    花花轎子人抬人
       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圍城”現象，沒有政府的支持，國企的改革寸步難行。
　　我們聽到、看到過很多著名企業家在國企改革的過程中借勢和借力的故事。向誰借勢或者借力呢？今年第二次當選為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的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李東生，在企業改制的過程中就通過向政府借勢和借力，成功地實施了著名的“阿波羅登月計劃”。作為TCL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三大股東，李東生本人持股144521730股，持股比例5.59%。
　　然而，各地市場化程度不同，借勢和借力不是說借就可以借到的。該借不借，或者不該借的時候硬給借了，結果就是政府里有勢和有力的人很生氣，后果很嚴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產權結構不同，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出現了耐人尋味的“圍城”現象：一方面是國有企業與政府貌合神離，另一方面是民營企業與政府開始“熱戀”。
　　一位國有企業的高管告訴記者，現在民營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很密切。他分析說，因為政府可以制定政策，政府占有很多的資源，政府的協調能力很強。同樣，沒有政府的支持，國企的改革寸步難行。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不但不會弱化國有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反而有可能使這種關系變得比改革改制前更密切。
　　改革首當其沖的是政府職能轉變，政府不再把國有企業看作是政府的附屬物。所以然者何？因為中國的部門利益太厲害了。有的政府部門借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而延緩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步伐。殊不知，國有企業如果不改革改制，通常國有資產流失的速度比人們想像的要快得多。所以政府角色的轉變，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關鍵。
　　  

                                                                （選自《中國工業報》）